當“中國”兩個字作為定語時，通常都會帶給我們一種驕傲，比如中國制造、中國功夫。而這兩年，和“中國”搭配出現的字眼中，頗為引人關注的一個詞，是“中國大媽”。從2013年4月的“搶金”熱潮開始，“中國大媽”就成了外媒視野中的一股強勢力量。《華爾街日報》因此為她們創造了一個新詞匯——Dama。 與外媒表現出的獵奇不同，大媽們在國內得到更多的是爭議，而這種爭議在廣場舞的推動下達到了頂峰。俗氣、擾民……一些年輕人看著在廣場上跳著“最炫小蘋果”的大媽們，目光中盡是諷刺、不解。 “她們知道別人怎么看她們，但能怎么辦呢？只是很無奈罷了。如今‘廣場舞’和‘廣場舞大媽’成了不少脫口秀的包袱和笑料，這種污名化居然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事情。”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碩士王芊霓是最早發言替大媽們正名的研究者之一。 今年4月，她發表了一篇名為《污名與沖突：時代夾縫中的廣場舞》的文章，記述了她在河南調查廣場舞的詳細情況，并從歷史變遷和社會條件方面探尋了廣場舞流行的原因，指出大環境缺乏包容性和同理心的問題，在學界和社交媒體上都受到廣泛關注。
2014年，王芊霓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廣場舞是一種“心靈按摩” 2013年初，成都的夜晚還帶著些許冷意。王芊霓旅行經過這座城市，被當地的美國朋友拉去了一塊神秘的空地，“夜幕中，大概七八十個人圍成一個圓圈，幾乎占滿了那塊空地，大家邊繞圈邊跳舞。”這位美國朋友對這種群體活動很有興趣，還帶著一點羨慕，“因為在美國是沒有這種現象的”。當時王芊霓正在為碩士論文的開題煩惱，出于人類學研究的敏感，她感覺這也許是個不錯的題目，“如果廣場舞真的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東西，那么催生這種特色的中國獨有的社會現實是什么？” 王芊霓選擇的是河南省的一個非省會城市，“城市中等但變化很快，原住民會為了學習和工作去大城市，同時也會有外來移民來這個城市定居，新區的建設也形成了新的鄰里關系，我覺得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很有代表性。”2013年6月，她順利進了一支廣場舞蹈隊，“因為學過8年舞蹈，所以不少阿姨都愿意和我跳。” 真正讓王芊霓感受到廣場舞“厲害”的，是一次不小的尷尬。一次，有位領隊請她幫忙排隊形。“有個阿姨個子很高，在隊伍中會顯得有些突兀，我就把她的位置調整了一下。她當時非常生氣，直接離開了現場。”后來，王芊霓專程買了水果，登門向這位阿姨道歉。交談中，王芊霓體會到，廣場舞在這些阿姨的心目中絕不是鍛煉身體那么簡單，“中老年，尤其是退休后的女性對舞蹈團體非常依賴，因為廣場舞為她們塑造了一種社交氛圍。”而輕易改變她們在舞隊里的位置，就很有可能讓她們覺得侵犯了她們的社交地位。 王芊霓用“第一代孤獨母親”來解釋這種社交依賴。在她調查的6支廣場舞隊伍中，三六九等的人都有，有銀行職員、公務員、老師這樣的上班族，也有打零工者、家庭主婦等，但她們幾乎都面臨著家庭、社會劇烈變遷所帶來的孤獨感。“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她們大多只有一個孩子，在她們剛剛步入中年時，就要開始面臨獨自一人在家的情況，丈夫為了更高的收入外出工作，孩子為了更好的教育外出讀書。現有家庭關系中這些變化造成的孤獨，都促成她們對一種替代型社會關系的訴求。”王芊霓說，“加入廣場舞隊，彌補了她們長期空缺的社交關系。”60歲的吳雨花是一家無線電廠的退休工人，丈夫常年在廣東打工。在跳廣場舞以前，她是個非常內向的人，總覺得自己家庭、性格不如別人。但是在跳了一年廣場舞后，她整個人都變得開朗、樂觀了，和家人、朋友的關系也更和諧了。“她通過舞蹈隊重塑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因此也就改善了她的社會關系。” 王芊霓在調查中還發現，大媽們在廣場舞團隊不僅找到了歸屬感，更找到了一種向上的力量，“一個叫藍色海岸的舞蹈隊，有這么一條不成文規定，她們絕不討論家長里短，只討論如何使家庭和諧的秘籍。” 在相處過程中，王芊霓也參與到了她們廣場舞以外的生活：一起去河邊玩，唱KTV，吃大排檔，甚至還被拉入了兩個廣場舞的QQ群，“它甚至比廣場上的那個‘江湖’還要精彩。”在那里，舞友們會對著家里的攝像頭跳舞，而群里的其他幾百個人就會同步欣賞和點評。 不論是線上和線下，廣場舞都像是“群體的獨舞”，她們做著整齊標準的動作，形成最有紀律的組織，排解的卻是最個人、最私密的孤獨。“廣場舞是一種療愈孤獨的方式，滿足了她們對人際溝通和情感共鳴的強烈愿望，正如一種‘心靈按摩’。”王芊霓說。
2015年1月，中國大媽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體育場跳廣場舞，為國足戰勝烏茲別克斯坦慶祝。 她們需要“被觀看” 在這些大媽們看來，廣場舞不僅益于身心健康，更是一件“性感”的事。美玲是舞團里的紅人，她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深知女性“期待被看見”的心理。她經常會和舞友開玩笑，“你看某某男觀眾又來看你了”，舞友們聽到這種話都非常受用。 “她們和年輕姑娘沒什么不同，對異性、對展現女性美的渴望也沒有減少，只不過已為人妻人母，她們要掩藏這種渴望，或者通過合乎社會期待的方式去疏導這樣的欲望。”王芊霓認為，廣場舞就是這樣一個社會期待和個人欲望的角力下最好的權衡。她發現，不少人是從跳交誼舞轉向跳廣場舞的，其中部分人就是為了規避成為“壞女人”的風險。王芊霓說：“有一位阿姨，本來是跳交誼舞的，但是她老公說交誼舞太容易跟人‘跳跑’了，最后無奈只能來跳廣場舞。而參與這種公眾舞蹈，她們可以免于被貼上危險的道德標簽。”所以，大眾才會看到她們穿著鮮艷的短裙，俏麗的高跟鞋，在廣場上扭動著身體。“就像學者格爾茨描述的巴厘島上的男人如何通過斗雞展現他們的陽剛氣質，中國的中老年女性也在通過廣場舞展現著優美的女性氣質，從而實現認同和愉悅感。” 對性別認同的渴望，為什么以這種集體而又充滿儀式感的形式迸發呢？王芊霓認為，如今在廣場上跳舞的女性，她們大多經歷過中國“去性化”時代，在她們成長的日子里，女性被要求衣著要像男人一樣寬松；而另一方面，當今社會對于女性的審美逐漸偏向柔美和性感，廣告宣傳中的女性形象不停刺激著她們也去追趕這種流行。歷史的壓抑與當今商業社會的推動最終促成了大媽們想要抓住流行的尾巴，在廣場上展現自己的女性之美。 最令王芊霓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玉潔的領隊跟她講述的故事。玉潔做領舞5年了，她的隊伍一般晚上7點準時在廣場開跳。后來，她們的“粉絲”全都轉去看別的表演，舞隊就解散了，因為“沒人看咱跳了”。“女性經常希望通過他人，不論是異性或是同性的關注和認可來確認自己的美。”王芊霓說，“這一點是全世界女性都追求，比如英國，有很多老年人鐘情于摩登舞蹈，這與社會對老年人的行為期待也有差異，卻沒有遭致污名。而在中國，大媽們卻成了大眾調侃和取笑的對象。這真的提醒了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我們社會的包容性。” 當下這個消費時代，刺激著中老年女性追求性感的渴望，卻又試圖抑制或者剝奪她們追求性感的權利。這正是王芊霓對現狀的概括。 她們在個性化和自我追求上更加勇敢 王芊霓是個時髦的“85后”女孩：栗色的頭發，劉海梳得整齊服帖，化著淡淡的妝，走在香港街頭很容易得到 “靚女”的稱贊。她的同學描述她是個春風一樣的女孩，說到感興趣的話題會手舞足蹈。然而，在面對記者時，王芊霓卻表現得相當防備，總是在完全組織好語言后，才滴水不漏地給出答案。她把這種防備歸結于兩個原因，一是自己曾做過兩年記者，熟知媒體圈一些“低素質”的行為；二是為了保護自己以及研究對象的隱私。 這個如此謹慎的人說到大媽與廣場舞時，卻總是會忍不住激動起來。最近王芊霓收到一些反饋，認為她是從一個辯護者的角度替大媽發聲，并不符合一個研究者應該有的“局外人”的身份。面對這種質疑，王芊霓說：“我的導師關宜馨對我說：‘對你的研究者充滿同情沒有錯。’幾乎所有的人類學研究都有著‘為弱者發聲’的色彩。而大媽們恰恰是不掌握話語權的弱者。” 在王芊霓心目中，這群大媽是最具包容心的人，“她們很歡迎年輕人加入，她們也知道有些人會對她們指指點點。但她們會調整自己的心態，不會因為別人的看法而變得消極。”王芊霓說，大媽們并不是無理取鬧的人，她們也會考慮到噪音問題、空間占用問題，比如挨家挨戶去聽音量大小從而保證住戶的清凈，或者是帶著藍牙耳機跳舞、去立交橋等嘈雜的地方跳舞。 對于大媽的國際形象，王芊霓認為是媒體渲染和大眾有色目光共同作用的結果。“有些人看到大媽們在莫斯科紅場和巴黎盧浮宮前跳舞的報道，說大媽丟了中國人的臉，這些評論者扮演了衛道士的角色。”事實上，不論是投資黃金還是跳廣場舞，大媽們在個性化和自我追求上表現得比那些人更加勇敢，這也是為什么她們在外媒報道中，成為中國代表的原因之一。 王芊霓清楚記得，2014年5月她回訪幾位之前采訪過的“大媽”，她們笑著問她：“你看我們像他們說的大媽嗎？”“這看似一種無奈的接受，但也是一種微弱的反駁。”王芊霓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環球人物》記者 余馳疆) |
